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引发了各界人士的激烈争论。王一江认为，劳资关系的基本格局，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；劳动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，比如高工资、高福利，只有通过经济的健康发展，和由此所形成的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，才能实现，而不是通过立法。政府最不应限制企业解雇人的权力。如果一个企业不能比较自由地解雇员工，后果就不是简单的提高劳动成本的问题。
拿印度来说，印度劳动立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雇主解雇员工限制非常严格，300人以上的企业要解雇员工，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。王一江说，有次我们去印度正是旅游旺季，酒店房间严重供不应求。同时，这个酒店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，正在加盖一栋楼，增加房间的供应量。我们问，这个楼几年可以完工？他说已经盖了两年，估计还要三年才能完工。盖一个楼竟需要五年时间？这是为什么？非常简单，他们的工地完全不像我们的工地那样热火朝天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，8点钟上班，5点钟准时下班，想干就干一会，不想干就不干。实际上，这种劳动状况在印度是普遍的，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普遍很差。
同时，因为劳动立法宽松，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例子在印度也可以找到。印度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，州的立法权很大。例如，安德拉州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，工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，州政府在立法时，对员工的保护相对少一点。联邦政府的立法限制雇主，而这个州的立法限制员工（当然前提是不能违反联邦的法）：员工有罢工的权利，但不能影响公共秩序，不能影响基本的社会秩序，不能影响本州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。结果，这个州的制造业30年来以每年6%的速度向前增长。相反的例子是印度西孟加拉邦州，原来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强，但是它在联邦立法的基础上加码，把劳动立法搞得更严，超过50人的企业解雇员工就需要政府批准。结果这个州的制造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以每年递减1.5%的速度向前发展，这个州的工业基础越来越被削弱。
政府立法应该管的是两件事情，一是牵涉到劳动者人身自由、劳动安全这一类的问题，必须坚决搞好。而这主要不是立法问题，而是执行问题。二是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来管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执行，但是，政府不应该管的是劳动合同当中大部分的具体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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